据他介绍，在当今世界上，直观体现美国霸主地位的可能是其核动力航空母舰，或作为储备货币在全世界通行的美元。但这些表象背后的实质是，美国在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领域对其他国家拥有碾压式优势。

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数学的中心在德国的哥廷根，那里聚集着世界上最杰出和最庞大的数学家群体。这个时期，世界物理的中心也在德国。相对论的提出者爱因斯坦、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普朗克以及矩阵力学的鼻祖海森堡等都是德国科学家。那时候，美国的科学充其量只能算作二流。但希特勒上台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这位大独裁者把德国的科学精英源源不断地驱赶到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欧洲最杰出的科学家几乎都定居美国，这大大促进了美国科学的兴起。

2020年6月10日，2021年QS世界大学排名发布，排名前三的大学依然都来自美国，分别是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在排名前10的高校中，美国大学占据5所。

刘亚东说，美国拥有许多举世闻名、全球最顶尖的实验室，包括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林肯实验室、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布鲁克海文实验室、橡树岭实验室、贝尔实验室、阿贡实验室 ……

“科学的发展为技术的进步提供了不竭动力。在军工、航空航天、医学和医疗技术、信息技术等重要领域，美国都以无可匹敌的实力和压倒性的技术优势雄居世界之首。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世界 90%以上的技术创新，都离不开硅谷的技术支持，背后都有硅谷的影子。”刘亚东在演讲中表示。

近些年来，日本的创新布局也发生巨大变化。日本早就抛弃已经沦为低端制造业的家电之类产业，转而全力投入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医学、环境保护等新兴领域。其实，日本始终拥有世界一流的技术创新体系，并且牢牢占据着产业链的高端，而其他大部分国家只是它的下游。

“即使是在20世纪最后20年，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一派萧条中，日本政府也依然不吝啬于科研投入。从2005年到2015年，日本这十年的科研经费平均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居发达国家首位，而2016年美国为2.8%。日本比美国的投入比例还要高！此外，日本由企业主导的研发经费占总研发经费的比例世界第一；日本核心技术专利数量世界第二；日本的专利授权率高达80%。我们陶醉于中国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日本人正在为未来一百年的科学发展布局。”刘亚东表示。

刘亚东表示，科学是技术的源泉。而在科学中，基础科学又是应用科学的源泉。一般而言，科学发现比技术创新难得多，而技术创新又比开发应用难得多。科学研究的投入强度大、等待时间长。

中国取得的科学成就乏善可陈

谈及中国，刘亚东表示，“在当今中国，对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律的系统性认知，远比攻克若干核心技术重要。就此而言，我们尤其不应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但迄今为止，很多中国人，甚至包括一些科研人员和科技管理工作者，都搞不清科学和技术的含义及其区别。”

他说，汉语里“科技”这个简称给我们带来很多困扰。它把中国人搞糊涂了，认为科学和技术差不多，没什么区别。比如，“高科技”在中国是一个很热的词。虽然对“高科技”的概念似懂非懂，但很多人张口闭口都是这三个字。这种既不准确也不科学的中文表达，把全社会带入了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他们不知道，科学只讲大小，不论高低；而技术只讲高低，不论大小。

刘亚东认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高科技”，其实就是高技术，与“科”字并不相干。比如我们常说的“高科技企业”，其实是“高技术企业”。由概念不清导致的行为偏差，已经、正在并且将会严重阻碍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它们的目标任务不同，途径方法不同，因而管理和考评手段也不同。用管理科学研究的办法管理技术开发，或者用管理技术开发的办法管理科学研究，都是行不通的。

“科学的去功利化在中国注定是艰难的，同时也是紧迫的。我们总是说，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科技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准确地说，那是技术上的成就，而真正的科学成就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大，甚至乏善可陈。”刘亚东在演讲中表示。

他表示，当前，中国在诸多核心技术领域被卡了脖子。但这只是表象，问题的实质是我们的基础科学大幅落后于美西方。因此，“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刘亚东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到2050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涵必须包括强大的基础科学。一个现代化强国，不仅要有技术，而且要有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一个真正的科学强国必须拥有一大批足以改变人类命运的伟大科学发现，以及众多能够领导世界潮流的科学大师。否则，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强国。（责编：张骞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