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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战作为实力对比居于劣势的一方，基于消耗性战略而采用的战法，真正考验游击战是否获得成功的，是游击战能否持续下去。
对于入门门槛很低的游击战而言，真正要获得成功必须解决持久生存和持久作战两个方面的问题，说的直白一些就是在保存自身的基础上坚持消灭敌人。作为被迫进行游击作战的一方，无法实现持久的生存，自然就意味着失败，因为敌对作战力量的彻底消失就意味着战事的终结。
但如果以避战自保作为维持存续的手段，那么保存下来的作战力量对敌方是无法构成实质上的伤害和威胁，这样的一支作战力量从现实的角度上说已经失去了其保持存在的意义，因为敌对的行动的终结同样意味着战事在事实上已经结束。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的前提必须是保存下来的力量是一支以继续坚持对敌作战为其指导目标的作战力量。所以能否长期且持续的杀伤敌方有生作战力量，是游击战能否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所在。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组织一支游击队的难度并不大，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队伍拉出去就是一支游击队了。这样一支队伍即使在力量占优势的敌方清剿下溃散或者覆灭，再不断重新组织同样规模的队伍，一支坚持到敌方妥协，似乎也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但现实是即使在以民风剽悍著称的阿富汗和车臣地区，要重新组织一支游击武装也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
原因很简单，适合作战的人员通常也是主要劳动力，我们通常认为一些边远的山地民风剽悍，大多是因为当地并不发达的社会经济使得社会分工并不明显，亦兵亦民的社会状况有较大的存在空间，而较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当地居民形成了坚韧的性格所形成的。
但这样的地区经济结构往往也更加脆弱，作为主要劳动力的青壮年男子遭受一两次较大的伤亡以后，当地实际上就已经不存在支撑游击战最起码的基础了。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吃都没得吃了，就更不用说打仗了。
历史上，高加索地区的车臣人自1859年被并入俄国后，进行过数次反抗，但终究败在俄国的强力清剿下归于失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车臣人以部落为单位的社会结构已经瓦解。要想游击作战能够持续，就必须保证当地的社会结构能够为进行游击作战提供力量，这才是游击作战的真正门槛，历史上许多游击作战的失败就败在这一点上。
我们所熟知的切·格瓦拉，被称为游击作战大师，但他离开古巴以后，无论是在刚果（金）还是在玻利维亚都未能使他的游击武装融入当地社会，他既无法整合当地的社会力量为他所用，又拒绝接受外界对他的援助，这使得他的部队一直在损失却很难得到补充，这是他最后悲壮而孤寂的命陨他乡的根源所在。有人会说了，切·格瓦拉的失败难道不是因为敌人过于强大么？但正因为敌人的强大，所以必须采用一切办法充实自身的力量才能足以与之对抗，这不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么？
弱势的一方要充实自己的力量最直接也是见效最快的，莫过于获得外部的援助，北美殖民地的游击队能够在英军的围剿下坚持下去，在于法国正规军的强势站台。
阿富汗十年抗苏战争的背后，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遗余力的援助。仅在1980年初，美国对阿富汗抵抗武装的援助就高达300亿美元。这些援助物资中除了我们所熟知的各种武器装备外，真正占大头的是各类生活必需品，道理前面已经说过了，保持最基本的物资供应才能保证社会经济不崩溃，维持起码的社会经济运转才会有足够的人能够进行作战。
但是外部援助也不是这么好拿的，首先就是来源并不稳定，提供军事援助的从来不会是慈善家，给不给，给多少，给多久，完全取决于人家的利益考虑。靠美国援助武装起来的“潘杰希尔雄狮”马苏德在断了援助之后，同塔利班武装的作战中就再难复当日之勇，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他已经无力再整合充足的作战资源获得足够的战场优势了。
而这也就是我要说的依靠外部援助的第二个问题，靠外部援助获得支持的一方虽然在对敌作战中会获得诸多便利，但这也使得他们并不注重对内的资源整合，因为内部的资源整合通常意味着要触动利益分配。
相反，为了得到外部援助的支配权，本应在同一阵营内并肩作战的各方势力之间还会摩擦不断，甚至刀兵相见。无论是越南战争中南越政权各派系的倾轧还是阿富汗“四月革命”前后塔拉基和卡尔迈勒之间的争斗，都源自对外部援助分配权的争夺。
而一旦外部援助断绝，内部原本脆弱的联盟在利益驱使下会进行更为激励的搏杀，这无疑会使各方原本就薄弱的力量进一步削弱。1988年，美国为阿富汗训练了22个团的正规军部队，但苏联撤军后阿富汗内部各方力量很快陷入内战，这些受到正规训练的部队很快就因为部族纷争而大部分瓦解，即使是保留了部分正规部队的马苏德在外援减少后也缺乏足够的装备和补给进行正规作战。
既然外部援助不好拿，要坚持游击战就势必要从整合内部资源入手。但要整合内部资源就意味着需要触及重新划分利益分配的问题，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张庄80%以上的人都是贫农，他们毫无疑问是游击队的主要兵员来源。
但游击队作战需要赖以维持存在的基本物资，最简单的游击队员需要吃饭穿衣，而这些物资又大多集中在人口比重不到20%的富人手里。怎么办？简单，打土豪分田地！但真有这么简单么？但别忘了，这些富户在大多数时候也是当地本土势力的代言人，他们不仅掌控敌方舆论导向，而且也于社会上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失去他们的支持，要整合一个较大范围内的社会力量，很显然就必须有一个拥有足够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的社会力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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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毛泽东创作《实践论》，标志着毛泽东对王船山哲学思想中知行观的继承和发扬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哲学史上，对知行问题论述集大成者非王船山莫属。王船山在批判吸收朱熹、王阳明知行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唯物的知行合一理论。王船山从“道”和“德”两个方面对认识的起源和认识的两个阶段（“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展开论述。船山说，“见闻之知，止于见己闻，而穷于所以然之理”“视听之明，可以摄物；心知之量，可以受物”。意即人类通过耳目感官的视听功能，对世间万事万物产生感性认识，人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是从人的所见所闻的感觉开始的，认识起源于感觉，这是认识的初级阶段。至于“德性之知”，则可指导人的行为或实践，船山指出，“知行相资以为用”，“夫人必知之，而后能行之；行者皆行其所知也”，“君子之知，以审行也”。船山的论述表明了知对行的巨大反作用。
    毛泽东的《实践论》深刻阐释了“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其中蕴含了船山学的知行认知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毛泽东对认识来源及认识的两个过程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与王船山的理论几乎类似，无疑又超越了船山的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认识发展的普遍规律。
    在知行关系上，王船山注重行或实践，他在《尚书引义》中说：“知可诡而行不可诡。”意思是说，知是主观的，可能包含虚假和欺骗；而行是客观的，在实践中难以假冒掩饰。故可以用行为来检验知识的真伪，用“行”来衡量“知”能否实现，由此可见船山知行学说中已初步蕴含了以实践作为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的意思了。王船山进而论述了“行”较“知”而言更为重要，他说，“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知以行为功，行不以知为功；行可得知之效，知未可以得行之效”。船山的论述显然是重视行的功效，行比知更高级更重要，行中必定包含有知的内容和作用，而知中并不必包含有行的内容和作用。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详细论述：“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最后得出科学结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