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佛经我读过一些。”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后的一段历史时期，毛泽东很快便投身于紧张、繁忙的革命斗争实践，显然无暇顾及对佛学的进一步研究，但他仍关心着佛学与佛教的方方面面。
在延安时，有一天，毛泽东和他的随身卫士李银桥出去散步。毛泽东说：“我们去看看寺庙好吗？”李银桥说：“有什么看头，都是些迷信。”毛泽东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吗？那是名胜古迹，是历史文化遗产。”正是在这次不经意的谈话中，毛泽东最早将佛教及其寺院与文化联系在一起，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一命题的提出，竟给其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勃然而兴的佛教文化热，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初，毛泽东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佛学及其研究工作，这一时期也就成了他研读佛经最多的时期。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回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时说：“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如《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毛泽东都读过一些。对于禅宗的学说，特别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六祖坛经》一书，毛泽东要过多次，有时外出还带着。哲学刊物上发表的讲禅宗哲学思想的文章，毛泽东几乎都看。”
1959年1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与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谈话时，告诉他说：“佛经我读过一些。”是年10月23日，毛泽东要到外地视察，随身带去的佛经就包括《六祖坛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法华经》和《大涅槃经》。我们知道，对上述这些重要的佛学经典著述，毛泽东不仅多次披阅，而且常常放在手头，随时翻检，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毛泽东对释迦牟尼和六祖慧能的赞扬是由衷的
早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和达赖喇嘛谈话时，对佛祖释迦牟尼和佛教教义就有着非常正面的评价。他指出：“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抑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对禅宗六祖慧能，毛泽东更是情有独钟，他多次在党内不同场合高度推崇这位承前启后的禅宗大师。在一次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上，毛泽东问在座的常委们：“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广州在唐代时出了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六祖慧能。他是一个大老粗，没文化，他的《六祖坛经》是非常深刻的，你们应该向六祖学习。”在其后1958年8月21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慧能时说：“他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应该说，毛泽东对慧能的评价深刻而富于见地，不深研佛理者则不能道也。
1959年10月22日，毛泽东与十世班禅大师有一次非常生动和精彩的谈话。谈及释迦牟尼和六祖时，毛泽东风趣地说：“从前，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块儿，做了群众领袖。我不大懂佛经，但觉得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佛经《法宝坊经》(即《六祖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释迦牟尼与六祖慧能大师可亲可敬，他对他们的赞扬是由衷的。
毛泽东对班禅大师表示：“光政治好，佛学上没有学问，还是不行的。”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对佛学研究及其学术传承，对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工作始终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同佛教界名流、哲学工作者及党的相关干部的一系列谈话，以及关于宗教工作的批示中，对此均表示了高度的关注。
1961年1月22日，毛泽东在与十世班禅大师谈话时，强调指出：“我赞成(在西藏)有几千人学经、懂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佛学不可不学，办了佛学院，两年毕业，专弄政治，我看这个办法不行。得搞四年，专门拿两年研究佛学。光政治好，佛学上没有学问，还是不行的。”他表示：“《金刚经》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学。”
同年6月23日，毛泽东在与班禅的又一次重要谈话中明确指出：“世界上那么多的人信教，我们不懂宗教。我赞成一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和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中有那么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的工作，我们却不懂宗教，只红不专，是不行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一次与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毛泽东深刻指出：“讲唐朝佛学，不触及以后的哲学，说明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禅宗里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不出入佛道，不对；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事实也恰是如此，胡适之先生当年撰写《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便中途搁笔，原因就是不懂佛学。
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关于宗教工作的批示中，对当时宗教的研究现状提出尖锐批评，他指出：“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属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这种状态的存在，其原因是复杂的，建国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使宗教成为最敏感的话题之一，该领域的专家、学者为之裹足不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毛泽东本人对宗教研究工作的关心与期待也是不争的事实。
遗憾的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年代里，在“左”的思潮日益汹涌的社会氛围中，毛泽东关于佛学、佛教及其它宗教的诸多正面论述及指示精神，往往被有关方面误以为是统战的权宜之谈，不能全面、深刻、正确的加以理解和贯彻落实，致使佛教未能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幸免于难，佛门人物屡受冲击，寺庙、典籍、文物均遭受重大破坏。
毛泽东与卫士李银河的著名对话，开启了佛教文化热的历史契机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拨乱反正，宗教政策得以逐步落实。伴随全社会对文革的反思，思想解放和文化复兴运动勃然而兴，学术界开始理性和客观地看待宗教。
在此种机缘之下，著名社会活动家、佛教界领军人物赵朴初居士，认真思考当年毛泽东与卫士李银桥的对话，“想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周建人先生写信给我说：文革初期，范文澜先生向他说，自己正在补课，读佛书。范老说，佛教在中国将近两千年，对中国文化有那么深厚的影响，不懂佛教，就不能懂得中国文化史。1987年，我到四川一个佛教胜地看到被人贴迷信标语的事实，回来写了一份报告，钱学森博士看见了，写信给我说：宗教是文化。”
值此契机，赵朴老正式向社会提出“佛教是文化”这一重要命题。其后，赵朴老在多种重要场合，全面阐释了他关于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的深刻思考，强调佛教文化在中国各种文化构成中所占有的不可分割、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赵朴老的重要论述迅速赢得社会各界共识。
显然，就佛教而言，“佛教文化说”在中国颇具说服力，最易消除政教学三界存在的心结，是政教学三界可以达成共识的交汇点和平台，也是佛教突破以往种种禁锢的极大方便。尽管这一观念本身并非全新的发明，但它突破了过去仅仅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考量宗教的旧有模式，扩大了佛教研究的视野，开启了新的研究领域，有力地推动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和佛教及其文化事业的发展。佛教文化正成为盛世中国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道亮丽风景，毛泽东倘九泉下有知，亦当倍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