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而无不为
 播报
如果说把老子的思想方式与孔子的思维方式相比较，我们可能更好地了解老子辩证法作为一种方法论的特点。照老子看，虽然事物的两极(如“有”和“无”、“阴”和“阳”)是相对应的，并且是相互联系着的，可以互相转化的。但是两个相对应事物其一总是处在两极中的一极，因此老子注意的是要找寻此一极相对应的彼一极。例如要从美方面(一极)找丑方面(一极)等等。而孔子则不一样。虽然他也注意到事物有对立的两极(如“过”和“不及”)，两极之间也有着联系，并可以互相转化，但他注意的则是找两极之间的“中极”，这就是孔子的“中庸之道”。如果说，老子重视的是在一极中找相对立的另一极，即是由正极找相对应的负极，包含着对“否定"意义的认识。那么孔子重视的在两极之间找中极，即“中庸之道”，则更多地包含着对“肯定”意义的认识。
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如果说“无为"是对“为”的“否定”，那么“无不为"则是对“为”的“肯定”。它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公式可做如下表述：通过否定达到肯定。老子认为，通过否定达到肯定是“道”的特性。“通过否定达到肯定"是老子的认识原则。我们对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①我们知道，照老子的看法，“道”不是认识的对象。“道，可道，非常道”，可道之“道”不是无名无形的永恒不变的“常道”，那就是说不可能在经验中得到对“常道”的认识，或者说我们不能用一般的方法认识“道”。因为，认识总是认识有名有形之物，而“道”无名无形，它不是什么。作为一般认识的对象，它必是什么(即有其规定性)，而“道”不是什么(无规定性)，所以就无法用经验的方法说它是什么，只能说“道"不是什么。因此，老子认为必须先把一般的认识经验去掉，以至于在思想中把有名有形的经验性的东西统统去掉，才不会用经验性的认识说“道”是什么。达到这种地步，才符合“道"的“无为”的要求。而“无为”才可以“无不为”，也就是说，“道”不能用经验的方法来把握，而得另辟途径，这个途径就是“通过否定达到肯定”的方法。从说“道”不是什么而了解“道"，即否定“道”的经验性认识之后，从超乎经验的觉悟上才有可能把握“道”，而“与道同体”。②在《道德经》中把宇宙本体称为“道”，这由原则上说也是不合老子思想体系要求的。因为“道”作为世界的本体不能说它是什么，作为世界本体的“道”就是“道"，它不能以名称之，而称它为“道”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是勉强给它一个名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强为之名日大。”因此，在《道德经》中对“道”所做的说明，大都用一些不确定的或者是极其模糊的、甚至是否定的形容词来描述，以免人们把“道”看成是什么具体的东西。例如用“玄之又玄”、“恍兮惚兮”等等。由此，也许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看法，作为一种以否定为特征的方法论的老子哲学，大体上可得到以下的看法：
《道德经》的论证方法可以称之为“否定”的方法，或者称之为“通过否定达到肯定”的方法，这种方法有时我们也把它叫做“负”的方法。这种“负”的方法不仅为老子所采用，庄子也用这种方法为他的哲学做论证。他认为人要达到“精神上自由”的境界，就必须否定“礼乐”、“仁义”等等，甚至还要否定对自己身心的执着。这种“否定”的方法也影响着魏晋时期思想的各个方面。魏晋玄学提出“得意忘言”的方法，认为语言只是一种工具，它不是事物的本身，或者说语言仅仅是表达意义(思想意义)的工具，只有不执着作为工具的语言才可以透过语言、忘掉语言体会到“意”(事物的内在本质，或者说“存在”的“所以存在”的根据)。也就是说，只有透过现象才可以得到本质。如果以“现象”为“本质”，抓住“现象"不放，那就得不到“本质”。因此，在文学中有所谓求“言外之意”，音乐中有所谓求“弦外之音”，绘画中有所谓求“画外之景”。这种思维方法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学艺术理论。在印度佛教中也有这种“负”的方法，而中国佛教禅宗更是以一种中国式“负”的思维方式来做论证。佛教当然要求解决如何成佛的问题。原来在印度佛教主要通过坐禅、念经等等达到超脱轮回，达到“涅椠”境界。而禅宗认为，肯定坐禅、念佛、拜佛等等是不能成佛的，这是因为把这些形式的东西看成“成佛”的办法抓住不放，这是根本不能成佛的。只有否定这些形式的方法，不去执着这些形式，才可能觉悟而解脱，以成“佛道”。故禅宗大师慧能说：“一念迷，即众生；一念觉，即佛。”禅宗这种思维方式与老子的“否定”的方法有着密切的联系。
由此可见，老子哲学的否定方法至少包含着三个对提高人们理论思维很有意义的内容。第一，他认识到，否定和肯定是一对矛盾，而且否定比肯定对认识事物更为重要，从否定方面来了解肯定方面比从肯定方面来了解肯定方面，会对事物有更深刻的认识。第二，否定中包含着肯定，用否定对待肯定，恰恰可以成就肯定，或者说可以完成更高一级的肯定。第三，由否定方面看到了矛盾相互转化的重要意义，并提出由否定方面阻止使事物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的可能性。老子把预先处于否定的方面